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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商会治理效率的因素

时间:2017-05-21 09:21  来源:经济管理   作者:     点击:

  弱型治理并非低效率治理的代名词。强型治理与弱型治理只是反映治理方式的不同特 征:一种更带刚性,一种更具柔性;一种重视他律,一种偏好自律;一种更依靠利益驱动,一种更倚重道德约束。弱型治理是商会作为一种非营利的社团组织的必然 要求,它并不代表商会治理一定是低效率的。商会弱型治理是否有效率,除治理结构等因素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重要影响因素。

  商会组织中积累的社会资本

  商会本质上是一种产业网络组织,带有强烈的自组织特征。商会既不具有政治权威和强制力,也不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源,但在实现行业企业的共同利益上却具有独 到的优势。商会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仅在于依靠规模效应节约了政府与企业、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交易成本,更在于它有效地解决了行业企业集体行动 中的“搭便车”问题,提高了集体行动的成功概率。青木昌彦(2001)认为,自愿组织最主要的意义也许不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本身,而在于服从共同考虑的成员 所创造的独特的社会资本,从而以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方式形成了对公共产品的提供意义重大的市民规范和职业伦理。

  商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搭便车问题,成功组织集体行动,除治理结构等正式的制度安排外,更重要的是商会内部是否存在信任、互惠规范、相互监督机制和声誉机 制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即商会内部是否积淀了深厚的社会资本。可以说,商会的优势正在于它善于利用社会资本来弥补物质资本和正式规则的不足。正如帕特南 (2001)所指出,一个成员积极参与的、团结合作、运作规范的市民社会可以将一种制度的绩效发挥至极大;相反,一个缺乏凝聚力、缺少规范、勾心斗角、混 乱无序的市民社会则会将相同制度的绩效降低至最低。对于那些以协同治理为特征的社会组织来说,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治理结构等正式的制度安排。根据帕 特南的理论,商会作为一种建立在关系网络基础上的社团组织,其成员行为总体上是倾向于合作而非背叛的。理由如下:第一,社团的成员之间大多有持续的交往, 容易形成互惠交换的社会环境,通过“重复博弈”的格局来摆脱“囚犯困境”;第二,社团可以提供成员相互沟通的媒介,特别是提供个别成员既往诚信表现的信 息,有助于人们选择合作伙伴,减少背叛行为;第三,社团可以提供一种集体记忆,将过去供给公共物品的成功经验积累传递下来,有利于改进集体行动的策略。

  商会成员的同质性与利益共同性

  既然商会主要依赖社会资本来弥补治理结构的弱势,那么以信任与合作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又来自何处呢?荷兰学者Rademakers (2000)将商会的信任增进功能归纳为以交易过程为基础的信任、以特征为基础的信任和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信任产生合作,但信任与合作都离不开一个基础 条件—组织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增进会员的共同利益是商会的宗旨和立身之本。而商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个体特征上的同质性。会员之间的同 质性越强,则共同利益越多;反之,则容易产生利益分化。

  商会生存的制度环境和行业组织结构

  (1)商会生存的制度环境主要受制于关于国家和社会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从世界范围来看,对社团组织的政府规制大致可以分为国家法团主义(人会强制,创 会限制)、多元主义(人会自愿,创会自由)和准法团主义(人会自愿,创会限制;又称为地方法团主义)三种范式。中国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可被归人最后一种范 式(Pearson,2004)。

  在准法团主义制度下,商会创立受到限制,企业无法按照自己的特征和利益来组织新的商会,只能选择是否加人既有商会。人会企业越多,会员异质性就越大,利益分化的可能性越高,治理机制也就越弱。

  (2)行业组织结构是商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根据奥尔森(1995)的小集团原理,在企业数量少、垄断性强的行业,由于企业搭便车的动机弱,沟通较 容易,组织集体行动也比较容易,商会往往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提供公共产品。而在企业数量众多的竞争性行业,虽然企业对公共产品也有需求,但发生利益冲突和 搭便车的概率高,商会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会受到削弱。

  商会与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平衡关系

  商会治理属于建立在私权基础上的自主治理。在目前的中国,加强商会自治的首要条件依然是减少政府对商会的干预,赋予商会更多的行业管理及公共服务职能。与此同时,加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商会的外部监督和制衡对于完善商会治理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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